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它要为人类社会事实提供理论解释。现代社会科学具有某些“科学”要素（比如它借鉴了某些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但它本质上并非科学。尽管社会科学研究要以观察到的社会事实为基础，但如何建构对社会事实的理解，则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且人的行为、社会的结构，都具有较大变动性，随不同国家、民族、地域等条件而异。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实质上更多属于研究者的一种主观建构。研究者的价值、立场不可避免地会投射到研究过程之中。我们不可能完全做到韦伯所谓的价值中立。既然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主观性，不同研究者对同一社会事实的理解就可能存在差异。同时，研究者还可能按照自身的标准来审视各种“异文化”。研究者可以提供不同的理论解释路径和模式，并互相竞争。社会科学理论竞争的实质，就是话语权争夺。在看似多元的学术体系中，某些国家因为经济、技术、语言等方面优势，而在学术竞争中占优，享有学术话语霸权。早期西方人类学家的研究就深受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将他们所观察的原始部落视为“落后”“矇昧”社会。在他们看来，这些所谓“落后”的文明需要具有“普适性”的“先进”西方文明予以改造。此后，一些人类学家尝试摆脱西方中心视角，主张对非西方社会文化进行“在地化”“同情性”理解。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曾出现了传统中华帝国停滞论、冲击－回应理论、现代化理论、革命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等多种解释模式。这些解释模式都具有较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都是站在西方的角度和立场理解中国。当然，在海外中国研究学界，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西方中心论”的局限。20世纪80年代，美国汉学家柯文强调“在中国发现历史”，“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指出：“事实上，中国的近代既没有超越欧洲，也没有落后于欧洲。中国的近代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和欧洲、日本不同的独自的历史道路，一直到今天”（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pp.12），“今后我们在思考亚洲的近代时，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要结合各自以前近代为基础的‘异’于欧洲的独特性来考虑”（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pp.29）。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争论中，部分海外中国研究学者也有一定的“中国中心”学术自觉。比如魏斐徳（Frederic Wakeman）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尽管自1900年以来公共空间一直在不断扩大，但这仍不足以使人们毫不踌躇地肯定对抗国家的公民权力。相反，国家的强制权力也在持续地扩大，而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看来主要是按照义务和依附而非权利和责任来理解社会存在的”。因此，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搬用到中国会带来“始料未及的目的论和化约论含义”。（邓正来、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pp.398-400）罗威廉（William Rowe）也曾表现出类似的担忧：“如果我们断定中国应当早就形成了一个市民社会，则我们会为自己的种族中心主义式的态度而感到负疚，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的地方性路径确立为其他社会必须遵循的普世模式。”（邓正来、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pp.403）部分海外汉学研究者的“中国中心”学术自觉，为“站在中国看中国”提供了借鉴和启发，但这并不能改变海外学界整体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容易受研究者的价值、立场的影响，而且还具有特定的时空条件。任何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演变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正如贺雪峰教授在书中所言：“任何社会科学的结论都只可能是在受到时空条件限定、在有若干预设和前提下面的结论，一旦时空条件改变了，预设与前提不存在了，结论也就要变。”（贺雪峰：《在野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pp.36）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具有局限性，它只能针对特定时期、特定的国家、社会和人群。它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完全的超越性、普遍性。这决定了，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学者既要借鉴世界上已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又必须基于本国实践建构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以政治学为例，在中国，现代政治学属于舶来品。中国学界大量借鉴、吸收了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西方的政治学概念、理论，有些不戴有色眼镜，可以共享（当然，这些概念如果放在在中国人的思维世界中，又可能需要赋予新的含义），而有些则戴上了有色眼镜，具有明显的学术偏见。西方学者的二元对立思维，“民主－专制”“国家－社会”“法治－人治”“政府－市场”“强－弱”“公－私”等等，深深地烙印在了其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将西方政治学理论不加反思地套用到中国，容易产生“削足适屐”的后果，难以形成对中国政治的“在地化”理解。西方学界的大量中国政治研究成果，都表露出明显的“目的论”“化约论”倾向和价值观偏见。例如，在西方有关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威权主义（威权政体）”几乎是一个通用的预设。这在有关中国抗争政治、农民上访、威权政体韧性等研究领域中广泛可见。如果不是在“威权主义”预设下展开研究，就可能“政治不正确”，研究成果就难以发表。而且，西方许多研究成果在对中国问题的判断上多少都带有刻板印象、盲目批评甚至故意抹黑。因此，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话语体系，不可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中国实际。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本土化、中国化。正如徐勇教授所言：“现代世界毕竟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每个国家的历史、国情和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由此便产生了政治学的‘本国化’过程。”
对于中国学界而言，社会科学本土化已经是个老问题。早在20世纪上半叶，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就曾倡导“社会学的中国化”。20世纪90年代市民社会研究于国内肇始之时，一些学者也曾探讨了本土化问题。邓正来曾指出当时学界的几种倾向：把西方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把西方迈入现代社会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作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把中国传统视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障碍而进行整体性批判及否定；等等（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pp.79-80）。邓正来进而提出：“中国社会科学要发展，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于当下或许更需要的是一种以知识上的自觉为基础的波普尔所谓的‘爱因斯坦式’的批判精神以及I. Berlin在论及政治和社会学说存有巨大潜在危险时所主张的学者自己纠错和批判的责任。”（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pp.94）以邓正来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的本土化主张，为改革开放初期沉浸于“接轨”风潮的中国社会科学界提供了一种另类视野。21世纪初，有关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本土化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以政治学界为例，早在2002年，徐勇、贺雪峰、吴毅等学者联合发表《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他们指出了构成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普遍障碍的几个问题：一是普遍存在研究脱离中国实际特别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问题；二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大都来自于西方学术界，忽视了中国本身；三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事实上存在西方的话语霸权，消解了中国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凸显了西方社会关切的问题。他们倡导“当前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密切相关的乡村治理研究必须确立田野调查的最优先位置，真正从田野调查中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的状况，寻求从农村调查中发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切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概念体系，为乡村治理研究与实践搭建起中国本土化的学术平台”。这代表了村治研究领域的一种明确的本土化学术自觉。王绍光曾提出和论证了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命题。他对西方公民社会、治理、民主等概念和理论的反思与批判，很好地践行了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理念（王绍光：《祛魅与超越》，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此外，杨光斌也提出要建设“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挖掘政治学研究的“中国性”（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界越来越强调加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等多种研究主张的提出和践行，都在大力推动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进程。在海外中国政治研究领域，随着学科、研究领域的专业化，中国政治研究面临越来越边缘化的趋势。学术成果越来越注重在学科体系内寻求影响，而偏离对中国政治本身的理解。对此，美国政治学者欧博文提出了“中国政治研究是应该面向理论，还是应该面向中国”的问题。他认为：“学科化构成了一种威胁。它可能把不同学科的中国问题专家彼此隔开，制造新的、被学科术语和特有兴趣阻隔的研究孤岛。这不仅抑制了跨学科的研究，也妨碍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总体把握。”欧博文关于海外中国政治研究学科化的忧虑，实际上以另一种方式呈现了海外中国政治研究越来越“远离中国”的状况。此外，在社会学界，学者们也围绕社会学本土化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社会学研究》《探索与争鸣》等刊物都曾发表一系列有关中国社会学及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的专题论文。近年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问题受到国家高度重视。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时代性和原创性、系统性和专业性，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与之同时，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学术研究和讨论也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对于中国学人而言，我们长期生活、工作在本土，在开展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时，我们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本土生长、成长的我们，并不一定都有本土化的自觉意识。“虽然我们生于本土，自以为对本土有更深厚的关怀和更切身的了解，西方政治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大恐怕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如果不有意识的反省，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以西方政治学之‘是’为是，西方政治学之‘非’为非。什么叫文化霸权？让人在浑然不觉中变成附庸便是文化霸权法力的证据。”（王绍光：《祛魅与超越》，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pp.22-23）“对自觉不自觉打上西方烙印的人来说，本土化必须是有意识的努力，是自觉的行为。没有批判性的反思就不可能有本土化。”（王绍光：《祛魅与超越》，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pp.24）总之，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需要发挥主体性、创造性，需要正确的立场、价值观和世界观。当前，立足中国、关怀中国，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已成为诸多学者的共同心声。我们不能停留在理念、意识形态之争，而应该身体力行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对于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切实践行这一理念。
实践是建构社会科学理论的源泉。脱离实践，社会科学理论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野之学》，简言之，在田野中做学问，其实质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品格。它强调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即所谓从实践中来，经过理论抽象，再回到实践中去。早在2000年左右，贺雪峰教授即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本土化问题，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面也做了一些初步思考。早期的思考稍显粗疏，而近年来的研究则日益深入、系统。多年来，贺雪峰教授在早期的方向、道路上不断琢磨、探索。比如他和徐勇教授等人早年提出了村治研究的三大共识——“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但是早年的主张还只是一个大的方向，缺乏系统的方法论总结和具体的操作手段。《在野之学》关于饱和经验法、经验质感、“三经一专”、集体学术等问题的阐述，则大大丰富和深化了其早期的认识。《在野之学》是贺雪峰教授对经验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总结。《在野之学》中的“野”既是一种研究对象，又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立场。首先，《在野之学》阐明了经验研究的本体论。经验研究的本体论需要回答“经验是什么”即经验的本质问题。经验不仅仅是手段，而且是解释的目的，是需要研究者进行“在地化”理解的对象。经验不是片段的、割裂的、孤立的，而是全息的、自洽的、完整的。经验虽不能“说话”，却有其自身的运行机制和规律。经验的上述特性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从总体上理解经验，把握不同现象之间的关联，而不能摘取片段经验，将经验切割开来。以田野政治学中的基层抗争政治研究为例，当我们在村庄中调研农民上访现象时，我们一看到农民上访，可能会认为是农民民主、权利意识增强的表征，从而将其与农村民主政治乃至更为宏大的民主政治想象关联起来。但实际上农民上访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可能是农民民主权利意识提高了，也可能是其权益确实受到侵害，还可能是农村不同家族、派性之间斗争的结果，等等。如果我们不深入去了解农民上访背后的深层逻辑机制，就可能带来对这一经验现象的无限放大甚至误读。很容易将农民上访现象与其背后更为复杂的机制割裂开来，从而无法获得对经验的较为完整的理解。在片段的、割裂的经验基础上展开的学术解读，自然也就不可能是完整的、客观的，起码是不深入的。可见，尊重经验自身的规律、保持经验的完整性，是确保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深入性的前提。其次，《在野之学》阐明了经验研究的认识论。经验是可知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经验尤其是中国经验？这实际上关涉经验研究的立场问题。这里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中国主位；二是经验本位。前者需要研究者正确处理中国视角与西方视角之间的关系。它要求研究者站在中国的角度，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本身的特性和逻辑去理解经验，而不是简单套用西方概念、理论去切割和解释中国经验。后者要求研究者正确处理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是理论本位，还是经验本位，是理论先于经验，还是经验先于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面对和处理的一对关系。主张理论本位，意味着理论是目的，经验是手段；主张经验本位，意味着经验是目的，理论是手段。它的最终落脚点是，用理论切割经验，还是保持经验的完整性。经验本位主张把经验放在首要位置，研究者需要先深入、完整地理解经验。当然，经验本位并非不要理论。经验研究的最终结果，也是建构理论，解释经验。只是理论需要尊重经验，而不是切割经验。在处理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上，《在野之学》区分了“大循环”和“小循环”。所谓“大循环”，是遵循经验——理论——经验的逻辑，其实就是要先注重把握经验，对经验机制进行抽象，上升为理论解释，并用来指导和解释实践。比如，研究扶贫问题，可以在全国不同地区调研不同的扶贫模式，了解不同扶贫模式效果的差异、形成机制的差异等等，再进行比较、抽象，形成一般化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然后对扶贫问题进行解释。所谓“小循环”，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理论对话式的研究、包装式的研究。“小循环”的目的是跟已有的理论对话，提出新的理论观点。这类研究往往只获得某些片段的经验，就开始对话、包装，所谓“一触即跳”。这一点貌似跟学界一般的理解有差异。一般认为，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不就是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吗？为什么还要区分“大循环”和“小循环”呢？其实，贺雪峰教授也不是说不要“小循环”，而是主张在“大循环”基础上再进行“小循环”。这样，就可以先获得对经验机制的深刻把握，然后展开理论对话。这就使社会科学研究有了更为厚重的经验基础。而不是一看到一点经验现象，然后马上去找理论对话对象。经验现象成为了进行所谓理论创新的支撑手段，而不是对经验现象本身先进行深入、完整的理解。概言之，学术研究，需要在对实践、经验有了厚重、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再来展开理论对话和创新。这再次表明社会科学研究者学术自觉的重要性。走向田野、发现事实是实现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前提。但是，并非走向了田野，了解了现实，就一定是本土化的研究。因为田野调查只是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进行知识生产的其中一个环节。在后续的经验加工、提炼过程中，如果不能保持学术自觉，同样会陷入以理论切割经验的困境。再次，《在野之学》阐明了经验研究的方法论。该书对方法论的探索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饱和经验法；二是机制分析方法。《在野之学》强调，经验研究需要建立在对经验的系统、整体把握之上，而不是对经验进行裁剪，使经验碎片化。一项好的经验研究，应该是对经验机制有着较为深入的把握，对经验有着良好的直觉能力。为达此目标，《在野之学》提供的良策是“饱和经验法”。所谓“饱和经验法”，是指以形成经验质感为目的的进行饱和经验训练的方法。“饱和经验法”的主要原则可以归结为三条：一是不预设问题，不预设目标；二是具体进入、总体把握，不注重资料而重体会，大进大出；三是不怕重复，要的就是重复，是饱和调查。饱和经验训练的方式就是饱和调研，要求调查者保持开放性，用足够长的时间、足够高的热情，不厌其烦地、反复地浸泡在经验中，旁观经验、体验经验、理解实践（《在野之学》，pp.3-19）。当然，饱和经验训练也不意味着调查越多就越厉害，关键是调查时要保持昂扬激情、敏锐洞察、深入思考。如果调查时敷衍应付，即使经验现象再精彩，调查者也可能熟视无睹。有时还可能因为调查者对于经验现象过于熟悉，而难以激发新的灵感。饱和经验训练的目的是形成经验质感。所谓经验质感，是调查研究者对经验机制的良好把握，是一种直觉、顿悟能力。具有经验质感的学者，可以从纷繁复杂的经验当中迅速找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不同现象之间的关联机制。而没有经验质感的研究者，要么对经验进行片断化的理解，要么陷入纷繁复杂的经验当中理不清头绪，无法进行抽象。这也要求，田野调研的目的不是搜集资料，而是理解经验、发现问题。资料虽然也很重要，但它只是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的辅助手段。此外，《在野之学》还强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机制分析方法。所谓机制分析方法，一是学术基本功训练层面的，即通过大量个案基础上的机制研究，形成研究者的经验质感；二是对实践中各类特定机制进行专业化研究（《在野之学》，pp.49）。机制研究位居中观层次，是对经验现象的一定程度的抽象。它要求研究者寻找经验现象之间的关联机制，为经验现象提供解释。机制分析既是理论提炼的途径，又是训练研究者经验质感的方式。再以基层抗争政治研究为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过因为征地而诱发的农民上访行为，但是不同地区的征地农民上访的发生机制存在差异。比如，在珠三角地区，农村实行土地股份制，村集体通过物业出租等方式获得收益，给农民分红、提供福利保障等。土地股份制使得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意识和村庄的利益共同体性质进一步强化。农民具有越来越强的分配土地增值收益的冲动和诉求。特别是随着地价的飞涨，一些之前被征地的村庄发生了针对征地历史遗留问题的集体上访。农民上访要求收回之前被征用的土地，或者要求政府在征地时提供更高比例的“留用地”指标。这样，我们在研究珠三角地区征地农民上访时，就需要调研、厘清当地农民针对征地历史遗留问题而进行集体上访的发生机制。要弄清楚它与土地股份制之间的关联机制，以及地方政府、村集体和农民在土地收益分配中的关系互动机制，而不是先入为主地采用“政府侵权－农民反抗”的前提预设去理解。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采用在深入田野调查基础上的机制分析方法。那么，如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践行上述理念呢？《在野之学》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解放思维，要在高校社会科学评价考核、人才培养体系中进行改革。贺雪峰教授提出的主张，包括大学文科教育重在解放师生、强调中文发表、集体学术、“三经一专”和“两要两不要”等。其中，经典阅读和经验训练，二者不可偏废、相得益彰。只有理论阅读，不做田野调查，难以做出优秀的经验研究成果；只做田野调查，不进行理论积淀，也不可能做出合格的经验研究。《在野之学》还提到，社会科学研究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只有深刻与肤浅之分。我认为，在一些基本事实的判断上，社会科学也同样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只是，正确与错误不是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何避免肤浅、达到对经验、实践更为深刻的理解，才是更重要的。即所谓“深刻的片面”。通向“深刻的片面”之路，一是经典训练，二是经验训练。以上是《在野之学》对中国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探索和总结。《在野之学》的学术价值和启发并不局限于农村研究，而是可以辐射到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体系。贺雪峰教授在书中也反复强调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有一个呼啸着进入田野，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理论资源，包容开放，大开大合，野蛮成长的阶段。农村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这一点从《在野之学》的英文书名“Against Doctrinairism：Understanding China through Field Research”也可窥见一斑（书名可直译为《反对教条主义：通过田野研究来理解中国》）。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当下中国学界，大概极少有人会主张盲目排外、重搞一套，可能也极少人会反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化”。关键问题是如何“本土化”“规范化”。《在野之学》为我们展现的是一种“以我为主、兼容并包、大开大合”的大视野、大格局。在通往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之路上，我认为还有以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对话问题。对话是理论创新的一种表现方式。任何社会科学创新，无论是自觉（有意）还是不自觉（无意）的，都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再创造。没有对话，创新就失去支点。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体系日益复杂、专业分工日益细密的时代，几乎不存在“平地起高楼”式的原创。研究者只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原创。此外，对既有研究进行重新反思和批判，建构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也是学术话语权竞争的方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概念，就没有话语权”（徐勇语）。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要不要对话的问题，而是与谁对话、如何对话的问题。当前，之所以要倡导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乃在于大量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作品都是跟西方理论对话，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脉络和话语体系下思考、提出和分析问题。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议题设置能力。越来越越多的研究者都拜倒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而不是将目标放在理解中国、关怀中国上面。中国社会科学看起来学术成果越来越多，但是研究成果解释现实、回应政策的能力却不断下降，由此带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卷化”。二是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要走出去已成共识。如何走出去，则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在西方社会科学设置的议题下面展开研究。这一方式的优势是可以直接跟国际学者进行交流、对话甚至竞争。这一方式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研究者要适应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要在西方理论脉络中去提问题，甚至要屈服于西方学界对中国所持有的某些价值偏见。这样，中国学界与国外学界所进行的交流就不是平行、对等的交流，而是依附性的交流。另外，还可能出现如上文述及的情况，即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对解释中国问题、回应中国现实的能力却不断下降。另一种是“走出去”的方式是加强本土学术成果的国际传播。这一方式的优势是有利于强化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性，同时增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当然，这一方式也可能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能够更好地让“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被国际学界理解？由于文化隔阂的存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要相互理解，面临一定难度。因此，在基于中国经验进行概念和理论建构时，还可能需要注意概念和理论的共享性、通约性。如果我们提出的概念、理论具有很强的“中国性”，但是其他国家学者却无法理解，那么可能影响国际传播效果。在上述两种“走出去”的方式之外，是否还存在“第三条道路”？是否可以对本土经验研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其更容易被国际学界理解？当然，要比较有效地对学术成果进行转化，需要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有较为深入的理解。这就涉及如何转化、如何衔接的问题。国内政治学学科作为舶来品，基本的概念、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都来自西方。我们阅读的经典作品也大都来自西方。在中国政治学本土化过程中，我们没有必要重新搞一套。但在研究中国政治现象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思维方式、理论预设、研究方法甚至价值判断的影响。如何保持一定的主体性、自觉性，对于经受了“西学”训练的中国学人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在这方面，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经历可能会给我们以启发。费老早年留学英国，习得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不过，费老仍然始终强调扎根中国实际，身体力行开展田野调查。到了晚年，费老也屡屡强调中文发表，解决中国问题，践行其“志在富民”的理念。这并不妨碍费老获得广泛的国际声誉。贺雪峰教授曾说：“三个‘半通’成就了费孝通”。也许费老是个特例，也许时代环境变了，但费老的学术理念和追求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总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规范化问题，既是国际话语权竞争的问题，又是关涉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我想，未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国际化无论取哪一条道路，深入调查和把握中国实践经验，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都是中国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必经之路。在“野”之学，并不是为中国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提供一条终极道路，却为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
贺雪峰著《在野之学》后记
刘磊：在野之学与中国之道——评贺雪峰著作《在野之学》
姚珈怡 | 当我们学习人文社科时，我们在学习什么？——《在野之学》读书笔记